徐于的长篇小说《江湖行》已被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由刘毅然执导，台湾影星王思懿担纲主演）。这部篇幅长达五、六十万字的小说，曾被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称之为徐讠于的“野心作”，但在内地文学史上很少被提到。
徐讠于写这部作品，是在迁居香港之后，五、六十年代的事，而作品中叙写的则是三、四十年代动荡的中国社会的生活，所以它是一部“追忆逝水年华”的“钩沉”之作，是一部纷乱扰攘之后的沉淀、沉思之作。小说的基调定在“忏悔”上，它是一个走过江湖，颇多阅历，尤其在爱情上有过曲折经历和深刻心创的年轻人的忏悔，充满思索、自谴和感喟，低回、沉郁而不安，于真诚自剖和袒示的情怀中，透出斑斑伤痕、一派苍凉：“我说我也许没有做什么尝试，也没有失败，一生只是追寻已失的东西，而得到则总是多了一个已失的东西。”开篇时主人公所做的这一痛苦告白，似乎演示另一西绪福斯式的悲哀神话，直迫人生永恒的悲剧性主题。
小说主人公周也壮，是一个农家子弟，其父是农民，因偶然事故而死。周也壮本来是可以和他父亲一样过其一生的，但他再也没能回去。主人公人生和命运这一转捩，是这一大篇故事的起因，在他的人生回顾和思索中，也是人生悲剧的起因：是株守农村还是走向城市，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人生？在人生的追求中孰优孰劣？哪一种状态更适宜于人生理想？更能体现生命价值？这一几近古代哲人（如庄子所谓“绝圣弃智”之类）质诘的命题，似乎存下了作者不可穷尽的困惑，也将作品所陈述的充满历史沧桑感的人生内容，置于一种哲学的观照之中。
周也壮起初追随一群江湖艺人，过着走江湖式的流浪生活。这一团体不久就投奔“十里洋场”并土崩瓦解。如果说在三座大山挤压下中国的宗法农村社会正必不可免地分崩离析，那么，淳朴、自然的民间文化在畸形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时代也必然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周也壮读了一些书，但还未彻底的“读书人化”。他是一个逐渐被推向边缘化的人物，这种边缘化，使他和许多人都拉开了距离。设若他未“读书人化”，那么，他就会与他的父辈一样度其一生。正因为他读了书，他的内在世界中又汇融了许多别的东西，因而就不再能与上述人等完全认同或“仿同”。在这种情形下，他的许多弱点，许多矛盾，许多缺憾和失败就醒目地暴露出来。与他一生关系至为密切，对他亦有重要影响的舵伯曾这样说他：“我对你非常了解，你没有毅力，没有气魄。你要钱，但你不肯冒险；你要爱情，但是你不肯牺牲自己；你要读书，但你不肯发奋；你有虚荣，但是你没有勇气；你求上进，但是你的方向不坚定。你一直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实际上是你要的东西太多。”这一番话虽未必如何鞭辟入里，却也令周也壮不能不服，承认自己的确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获得了什么。尽管身边男男女女熙熙攘攘，他却像扮一个独行侠：行在人生道路上，有时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又是撞上什么算什么。失去紫裳之后，他移情于小凤凰；重逢阿清之后，他又许诺娶她（经他的朋友点醒，这实际上是一种自作多情的“英雄综错”）。这些倒也不是沾花惹草，如他自己所说，许多时候都是出于爱，出于善意。然而往往却弄得“两败俱伤”：阿清自杀，小凤凰远嫁，他自己也十分狼狈和沮丧，以至百念俱灰，最后遁入空门，以寻求解脱。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悲剧，起因固然可以追溯到他的所谓“读书人化”，而这种“读书人化”在他身上实际上所体现的则是一种颇为深刻的社会化过程。在一个传统价值观念迅速解体，充满动荡、冲突和纷争的时代，他的这种严重的迷失，实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个人物思想性格与人生现实的种种龃龉，他的惫懒、失败和无奈，所指陈的正是一种这个时代许多人都难以逃避的精神危机。
在传统文化中，江湖总是相对于庙堂或朝廷而言，几乎是民间或底层社会的代名词，这部篇幅浩大的作品所展开的正是一幅十分壮阔的中国抗日战争前后民间社会生活图画。围绕着主人公的江湖之行，围绕着他沉潜于底层社会的经历，有形形色色人物，诸如流浪艺人、妓女、盗贼、流氓、私贩烟土者、帮会人物等等，在此留下他们的面影和足迹。这些人物的生涯和命运起伏跌宕，均与时代风云变幻息息相关。作品线索繁杂，结构恢宏，而作者的叙述却有条不紊，他的构思堪称精密，首尾照应，严丝合缝。在这位作家心目中，“一切艺术品不过是反映人生；艺术的完整性正是生命的完整性”几乎是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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